Wuhan Coronavirus Infection Prediction (located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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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的朋友請自行看下
我整的 predicted cases 的其中一個 method
數字係指在中國內地

Points to Note:

(1) 我會每日更新張 worksheet！

(2) 提出只是純粹學術討論。如有雷同，實屬不幸！

(3) Predicted Basic Reproductive Rate (R0) (基本傳染率) 約為 5.6，由於我只攞了兩個 statistic，即累計確診人數 以及 累計死亡人數，因此數字只是反映最 extreme 的 scenario！

(4) 估計兩星期後，累計確診人數會突破 10萬！

運籌學專家葉蔭宇：在物流、零售與金融行業，優化算法如何改變決策方式？

Source : KKNews.cc 每日頭條 (2017.07.05)

運籌學的歷史比 AI 和機器學習更悠久，但 AI 與機器學習又為它提供了一種機會，很多頂層的東西都是要靠優化，不管是學習還是剛才講到的決策問題，都要有 OR (運籌學)的結合。

作為優化算法的基礎，運籌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英美兩國配置資源的需求而發展起來。近些年，隨著數據量大幅度攀升等科技環境的變化，運籌學得以快速發展，並廣泛應用於零售、金融、物流等行業。正如運籌學頂級專家葉蔭宇所說，運籌學的歷史比 AI 和機器學習更悠久，但 AI 與機器學習又為它提供了一種機會，很多頂層的東西都是要靠優化，不管是學習還是剛才講到的決策問題，都要有 OR (運籌學)的結合。

從葉蔭宇以《優化算法的思想及應用》為題的一次演講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運籌學如何應用於物流選址及路徑優化、庫存管理、投資組合優化。以下是經過編輯整理而成的演講內容：

葉蔭宇，是史丹福大學李國鼎工程講座教授（K. T. Li Chair Professor），優化領域基石算法之一——內點算法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獲得美國運籌與管理學會馮·諾依曼理論獎，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獲得此獎的華人學者。目前，葉蔭宇擔任優化軟體公司 MOSEK 科技顧問委員會主席、杉數科技的首席科學顧問。

1982 年，我剛到美國讀書，AI 非常熱，但那時候就要搞所謂的專家系統 AI 空間，學的語言是 Lisp，數據也不多，很多東西沒法總結，AI 就慢慢冷下去了。我比較喜歡數學，就開始了運籌學的研究。

運籌學是一種研究優化的學問，就是研究如何在實際生活中，把事情做到極值，找到最優解，而不是簡單找一個可行的方案。

數學家歐拉說過，Nothing at all takes place in the Universe in which some rule of maximum or minimum does not appear（筆者譯：宇宙中，沒有最大值或最小值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這種理論是基於自然形成的，也是在所謂的一個平衡，也是能量函數到了極值。

那時候還沒有計算機，數學不接地氣，無法落到實地，無法真正應用到人們生活中，產生一些影響。於是數學家們就開始尋求落地的方案。也有一些其他的緊迫因素促使運籌學的誕生，二戰時，兩軍交戰，需要研究盟軍配置，其中包括一些博弈問題。

1947 年，美國數學家 George Dantzig 提出線性優化的單純形法，是優化中最經典的算法，具有里程碑意義。之後運用到經濟學中後，運籌學得到快速發展，特別是計算機的高速發展，以前遇到結構問題，可能要 1 小時，現在可能不到1秒就可以解出來，這裡面有硬體的控制，也有算法的提高。運籌學的歷史比 AI 和機器學習要老，但是 AI 和機器學習又提供了一種機會，很多頂層的東西都是要靠優化，不管是學習還是剛才講到的決策問題，都要有 OR (運籌學)的結合。

整體來說，所謂優化，是滿足一定的約束條件下，使某一個函數最大。怎麼把一個問題變成這個優化問題，就需要建模。一般是從建模到求解，再到決策，這就需要一套算法來求解。

在這個裡面，把實際問題變成數學問題，變成優化問題，然後來求解。什麼叫大數據，有很多不同的解釋。而數據大到一定程度後，就可以量化了，量化以後，我們可以用數學的方程、公式來描述它，然後變成一個量化的決策問題。

1982 年我去美國時 AI 很火，後來沉寂了，現在又紅起來。但是優化一直都在那裡，各行各業都需要它，在這點上，它像統計、數學。

在大數據時代的商務決策中，要用到計算機、信息學，包括機器學習，數據搜集，然後我們要通過機器學習做一些規律性分析，然後就是建模、決策。這裡面需要有一些量化、需求管理、規律性分析，我覺得機器學習確實做的好。但是在決策中有一些很傳統的優化模型和運籌學的模型。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為什麼有些決策模型並不需要深刻的理解就可以得出來。

一、物流選址及路徑優化

比如說選址問題，尋求一個區域內最優的倉庫，成本最少，每個庫建在什麼地方，這裡面要權衡很多問題，一次建設費多少，服務區域有多大，如果區域大了，運輸成本就高了，這裡就是數學規劃的問題。

那麼怎麼選才好？以前，我把它寫成一個整數規劃，然後去算，有些算法，幾個月都算不出解來，但是客戶有很多需求都是有時限的。現在把它看成是一張網絡，就要把這個點放在上面，進行隨時的調配，重新選址，這個時候我的算法就非常的快，然後就會有很多的近似算法。這裡面的算法，選址的問題，我們在與客戶合作的過程中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更複雜一點，選一個倉庫提供一個區域服務，叫 hub 的選址。有些物品不是從倉庫發到某一個顧客上，而是要經過中轉站，再到顧客上。那麼這個中轉站怎麼選才好。通常我們把選址的問題，叫作戰略性的決策，一旦選了以後，幾年都不會變。決策也分為戰略決策，戰術決策、operation 決策，而我這裡談的是 operation 決策，我現在要送貨，送到這麼多的點上，如何把貨都送出去，然後回到出發的地點，最終要使整個距離最小，這叫「旅行商問題」，也是很經典的確定性問題。

在實際中，也叫車輛調度問題。當然現實問題比這更複雜，因為可能有一輛車不能跑了，幾千上萬輛車，每輛車跑哪些地點，哪些區域，又怎麼選址，還要考慮取貨和同時送貨，取貨必須要保證某一個時間點或者時間窗口。這是運籌學比較擅長的問題，要實時低解決這些問題。

比如我現在有 5 輛車，要服務這個區域。首先建立一個服務區的概念，怎麼把這個大的區域分成 50 分點，每一個區域選擇一個分點，這叫「區域選擇」。在分這個區域的時候，我要知道每個區域的工作量都是多少，儘量分的均勻，要不然一個區域很大，跑兩天跑不完，一個小區域半天就跑完了。

我的一個學生在和杉數在一起研究，怎麼把區域所有的工作量都分得一樣，每個給的這個點就是車的出發點，可以很快的劃分出來，在作一些路線規劃。

這張圖裡面有 50 輛車，需要找路徑，這是一個實際問題。每一條街道都要跑，我在劃分這個區域的時候，每個區域裡街道的總長度是基本上相似的。在跑這個區域的時候，怎麼跑到最大，把所有的街道都跑一趟，這就是路徑問題，這是地圖公司需要考慮的。

大家肯定用過 GPS ，其中有兩個核心技術，一個是衛星定位，經度緯度定位以後。剩下所有的地理信息位置，都是搜集過來的，但是街道的地理數據不斷在變，所以每次都要把街道的信息更新都要重新搜集進來，派一輛車把每個街道跑一遍。這個時候要把城市的街道都跑一遍的話，不可能跑一輛車，可能需要 50 輛車。那麼怎麼劃分這個車輛的區域，以前是用郵政編碼來分，由於城市區域的改變，有些郵政編碼覆蓋的區域大好幾倍，這樣分就不合理，所以要根據瞬時情況進行分析。如何判斷有效，比如原來要用 75 輛車現在 60 輛就夠了，原來用 2 天時間現在一天半就夠了，這個技術，諾基亞在全世界 26 個國家使用。

我原來認為我刨出來最後的路程最短，後來又提出一個要求，在排路徑的時候，儘量向右轉。因為左轉所要花的時間，比向右轉高出 5 到 10 倍，最後我們用運籌學的辦法把這個解決了。

再舉一個路徑優化的問題，大家都在搞所謂的無人倉，有一些小車搬運載有貨物的托盤到空閒工作檯，然後小車搬運托盤從工作檯回到倉庫空儲位，這叫回庫，然後小車搬運空托盤從工作檯到托盤迴收處，叫回收，這裡面都是一些貨櫃，怎麼拖起來怎麼用，就需要路徑規劃和協調。

在國內，研究機器人，研究的比較多的是提高每個機器人自身的能力，做的非常好。但是在很多問題上，缺少通盤調配和安排。單個機器人能力很強，但是在一個團隊中時就不一定了。我們比較缺乏統籌的軟體決策系統。我們很注重個人能力的提高，但是期缺乏一種集體的統籌的決策開發。每個機器人都在瞎跑，這樣肯定不行，無人車也是。

很多公司都在考慮無人車的技術多強，但是其實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反而是無人車之間的協調、調配和統一指揮。

比如說這是工作檯，某一個區域的貨來了以後，要進行分擔，這裡面有很多問題，比如路徑問題。從設計上來說，是設計成單行線還是雙程線，如果設置單行線，跑的距離要長，碰撞的可能性就少一些，這裡面都可以通過優化來解決。比如杉數與京東 618 活動的物流倉統籌調配合作，其中的算法也都是算出來的。

這裡面是三配，機器人怎麼配到貨櫃，怎麼收檢這個站。目前的方法是用機器人用托盤拖這個貨櫃，把整個的貨櫃拖到旁邊的這個台上，然後又把這個拿下來，再把托盤送回去。首先是機器人，把整個的貨櫃拖起來，可能那個貨櫃員就檢一個東西下來。那麼為什麼貨櫃不動，讓貨櫃員坐在機器身上然後去檢貨呢？因為這樣貨櫃可以裝的更高了，空間利用率更高了。而且人坐在這個機器上，不僅可以前後移動，還可以升降貨櫃，放的更高，運行過程中形成三位的倉庫而不是平面的倉庫，這樣我們就可以計算出來，貨的密度增加多少，倉庫的利用率可以增加多少。在中國，人力相對比較便宜，但是房子非常貴，這樣就能更加節省成本，但是整個也是靠產品運輸來優化問題進行求解。

工業界總是覺得我們需要深度學習、機器學習，需要把預測的精度再提高 1%，卻忽略了測不準的這個定理，精度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再提高了。所以在測不準的情況下，在決策上是不是可以做點工作，在知道測不準，可能有不同狀況出現的情況下，決策是不是可以調整一下。比如說，可以保證我在期望值省時一些，但是我保證永遠不會破產，防備那些惡性大事件發生。所以這些模型在 OR 應用到很多的。比如說今天給到這個送貨員的送貨任務有 10 單，我們做了一個輔助工具 PonyPlus ，可以幫助送貨員如果選擇送貨路徑。

二、庫存管理

這裡面最典型的是庫存問題，就是典型的知道你測不準，我怎麼能夠把局測做到最好，把庫存做到最好。以前早的時候還沒有深度學習，比如你是小零售商，你進貨進多少，進一個星期的貨，但是不知道這個星期有多少，多的有多的損失，少的有少的損失。所以這個時候運籌學就有一套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

比如你是小零售商，一個星期要進多少貨，進多了，有多的損失，進少了，有少的損失。

這個時候運籌學就有一套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最近，美聯航因為機票賣多了，有人上了飛機後被拖下去。這是典型的不確定環境下的決策問題，飛機上座位是固定的 300 個，你事先只賣 300 張票，不會賣多，來的人都可以登記，問題是總有 5 %到 10 %的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是不會來的。所以航空公司一般都會多賣一點。最好的情況是不來的人數正好是我多賣的人數。但是這個人數永遠是測不準的，也就出現了美聯航的這個問題。

這類問題也出現在很多電商中。通常周轉率在 29 天的，那麼現在降 16.5%，庫存的金額大家也都知道零售商最怕的就是庫存周轉率太低，買了人家的東西自己又賣不出去，庫存金額降 19.2%，現貨率提升了，GMV 上升 1.9%，而周轉天數下降到 24.4 天。就是說我們主要是降低了這部分人力，在不損失這兩個標準的情況下。

還有一個辦法根據某一個電商的特點，叫閃購，出一份貨賣一個星期就不賣了，此時電商把那個星期的預測，需要備多少貨就決定下來。我們採取兩階段的策略，首先我有一個總的估量，但是我發貨的時候是發三天的貨，通過第一天的銷量我再決定追不追貨，本來一周的需求量是 100 件，我實際送到前沿倉庫的是 60 件，我是否需要把這 40 件補上去就看第一天的銷量，第一天的銷量對後續的預測度更高。

杉數的一個產品經理設計了一個叫 StockGo 的智能庫存決策系統。我們覺得應該給每一個中小電商，至少提供一個可能的工具，觀察庫存的這個周轉，幫助他決策，這裡面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說對目前庫存狀態的量化評估，對高精度的銷量預測，高精度的補貨策略，供應鏈管理的智能化轉型，這裡面包括很多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工具，對你的庫存狀態進行評估，精確到每一個 SKU，還有補貨策略，以及個性化的全雲端的解決方案，也可以直接把數據傳送到杉數，然後幫你進行診脈。

總的目的是把這些 OR 的東西應用到經濟中。很多 ERP（企業資源應用系統）的公司用了這個系統後，通常周轉率會提高到 50%，資金及人力成本降低，電商自動化庫存能力也都提高，這樣一個小工具，能夠為廣大的小電商服務。你也可以自己調整，但是至少給了你一個可能性。

三、投資組合優化

我最近還研究一些投資組合，也就是防範風險。

美國有一位經濟學家 Harry M. Markowitz ，他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現代投資前沿理論。他把投資組合的問題寫成一個二代規劃，其目標函數不是線性函數，而是二次函數，所有的約束也都是線性的，如何最快的解這個問題解？這個時候我們就有很多的問題，那麼這個模型中為什麼出現了二次函數？在統計中，二次的X的平方通常描述的是變化量，通常需要波動不太大，這就是簡單的這個二次函數，實際上要解的也就是二次規劃，常見的軟體Barra、Axioma、ITG、Mosek。

現在，華爾街搞風險控制的都是用二次模型，用的求解器也就使用的 Mosek 。那麼在交易過程當中，你的算法你的求解器比別人家快一些，我個人認為高頻交易的競賽也就是算法速度的競賽。我知道國內就有用到過這樣的模型，自己解需要解 10 秒鐘的時間。從 10 秒到 0.04 秒，這裡面有算法的模型。

FICO（ FICO 信用分是由美國個人消費信用評估公司開發出的一種個人信用評級法）也是二次規劃的問題，很多很多大數據公司，越來越重視優化。美國最早的大數據公司就是產生 FICO 的一家公司，國內是叫徵信打分，最早的是一家公司把個人所有的信息收集起來給這個人的信譽打一個分。到美國租房要擔保，首先就是看這個 FICO 分。

這個公司後來做的很好，大家都用他的 FICO 。包括在網上查一查這個徵信也都要交錢，這是美國很早的大數據公司，收集很多公司對每個人也都有打分。

運通公司是一個純信用卡公司，實際上是一個擔保公司。我總跟人家講運通公司是合法的高利貸公司，利率確實比較高。那麼他的核心技術就是防範風險，希望你消費但又希望你不要還錢而且希望你還錢不要還得太快，但是又不希望你永遠不還。運通公司有一個專門的團隊從事相關工作。

我當時團隊幫運通公司搞了一個怎麼追債軟體，很多是基於算法的。國內公司做這種 AI 軟體的非常熱。中國的文化也比較適合。

為什麼？因為在中國，數據公開是比較自由的，像美國大公司數據絕對不會給你的，所以我覺得這種公開自由為 AI 開闢了很多前途。

但是中國公司在發展過程中忽略了算法的力量，他們通常是以問題為根本，找了一些參考資料，在開源軟體中找一個算法進行試一試。這是要花非常大的這個功夫，確實是要耐得住寂寞，但是要用人家的開源軟體，人家不給原始碼，就永遠會被牽著鼻子走。我知道其實他們很需要線性規劃或者說其他的運營規劃。但是你要買別家公司的，出於安全考慮也不太妥當。

現在有很多公司比如 CPLEX ，Mosek ，還有些大學，不光是做實際應用，也培養自己的算法開發，這樣就比較有核心技術了。真正的成為技術公司而不是諮詢公司。所以投資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核心的技術。

未來，AI、深度學習和機器學習提供了很多的支撐，模型規模也飛速增長，需要超大規模的優化算法。以前我認為就要搞出個萬能的算法，解所有的線性規劃都要解得快，但是我後來反觀看 AI 和人的思維並非是通用的，他是非常定製的，我可以什麼方法對某一類方法用的好就用那個方法，不是追求某一個統一的算法，或者類別法。反而是比較定製化的，用中國化來講比較實用主義一些。不一定追求理論上的完美，有一個統一的算法，所以這點上，我覺得反過來，AI 對運籌學會有很大的促進，什麼問題需要什麼樣的算法，本身需要學習的過程。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以前比較重視凸劃，但是大量的問題是非凸規劃。現在需要考慮集群化，軟硬體結合，如何利用 GPU 實現並行運算，包括應用在智慧供應鏈、智能金融、健康管理等領域。比如挂號系統，有很多很多的問題能不能採取更好的方法，這個方法在 OR中叫排序。

總的來說，我一直在研究運籌學和優化。從 1982 年到現在，大半輩子看到學術研究的起伏變化。我原來比較重視理論，很多問題都是寫文章，證明一些東西，也小有成就，但是人到年紀大的時候會覺得最大的利益還是對一般人生活產生一些影響。不光是有一定的學術造詣，把自己的學術成果轉化成技術，對人的基本生活產生影響，這才是 OR 的本質，OR 是一個接地氣的科學，是一個落地的科學，怎麼落地，需要經過我們的試驗，像深度學習、機器學習這些技術也確實對物流業產生一些影響。我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促使中國的企業，能從一個比較粗狂的形式進一步拓展為依賴於大數據、國際技術來進行決策的環境裡面。

真話達人羅家聰 金融分析 將核突嘢真實寫出來

Source : 明報 (2019.12.29)

發電郵給羅家聰，想約他做訪問。客套的說話寫了幾句，他明顯唔buy，只乾脆回覆：「When and where？」

我也廢話少說，約他翌日11點見面；他說好，就傾半小時。「吓？」我心裏暗忖，要熱身要訪問要拍照，半小時是什麼邏輯，遂在電郵裏求情：「我條稿要寫3000字喎。個半鐘？」但他一句話就能激嬲人：「Unless it's paid, I won't spend that long.」

這就是羅家聰，交通銀行前首席經濟及策略師，不過剛剛「被離職」，目前待業。

「寸嘴」的感覺似曾相識，數數手指認識他原來剛剛10年。當年我做財經記者時，有段日子負責跟進其專欄，常常遭他無情搶白。

但羅家聰很紅，他是票房保證，雜誌每次找他做封面都會大賣。

其實不少財經分析師都很「寸」，讓記者很受氣，羅家聰也不例外；可唯一不同的是，他寸，但他講真話。

真話向來有巿場（反智社會除外），在如此亂世，真話更加重要，它令人覺得雙腳着地。

一‥ 分析員的言論自由 危在旦夕

跟羅家聰多年不見，除了心廣體胖外，他也沒啥改變。這天他穿著街坊裝來到中環，一件白色汗衣，外面加件風褸，手裏一個破舊環保袋載着他的iPad。當年認識他是在金融海嘯之後，是個街知巷聞的大淡友，看法很「熊」、名氣更「紅」，於財經界有個諢號叫做「末日博士」。

世事難料，從來只會在財經版讀到他的分析，想不到有一天他自身的故事會出現在國際報章，還要是頭條。10月時，羅家聰於工作14年的交通銀行「被離職」，本月初他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始爆出離職真相，「交銀認為由香港人代表中資銀行發言並不適合」。他直言，中資銀行開始改變在港行之多年的策略，正逐步清除聘用港人甚至本地青年。

他作為銀行分析員，可以「分析」的空間愈來愈細，有些關於經濟的「真話」不能講。白色恐怖瀰漫金融界，受影響的不止分析範疇，簡單如處理人民幣買賣，也須政治正確。羅家聰說：「好多銀行即使看淡人民幣，你也不能大手沽，一定要買入，你沽就被人照肺。你愛國你就要買入，非中資的也要畀面買。就算外資也不敢對抗，他們未必好聽話，但都不敢打對台。」

羅家聰說，他是一個解究經濟事件的人：「To explain the mechanism。見到巿場和經濟有咩核突嘢、唔見得光的，我要寫出嚟。我只係講事實，將事實的全部講出來。」分析員都需要言論自由，但現實是，香港金融界卻容不下事實的分析，「我們這種敢言是應該的，連這樣也做不到，就不要學人做國際金融中心」。

他直言，「你畀中共管得耐，管到個腦有啲變了質。點解這些不能講不能寫？其實有乜問題？我沒講過推翻共產黨喎！」他說，香港以前的外資行尺度很闊，可以把很多大陸不中聽的經濟分析寫入報告裏面，「以前敢唔敢？敢。現在敢唔敢？唔敢」。

「在銀行做分析師，跟你們傳統媒體一樣，都是喉舌，所以共產黨一定箝到實。共產黨對所有喉舌都當成宣傳一部分。」社會較常關心記者的言論自由，疏忽了分析師的言論自由，原來更早時已危在旦夕。羅家聰怕我聽不明白，再補充一句：「所有寫嘢講嘢的人，他都覺得你是喉舌，你覺得你自己唔係啫！」

我問：「咁你覺得自己係唔係？」

他寸我：「咁你覺得我係唔係？咁你都問！」

二‥ 「大陸買起咗你的market」

香港點解變成咁？這肯定是2019年盤點最有共鳴金句時，勢將大熱勝出的一句話。

羅家聰講的「咁」，是關於金融界，「大陸買起咗你的market，你有咩辦法？冇辦法」。他直言內地一早已經有計劃地滲透香港，而我們甘願相信那個美麗的中國夢，甚至自我洗腦，協助把這個夢大肆宣揚，「他們整天講中國有咩機遇、有咩好。香港人被人洗腦，也有意無意地散播這個信息，開口埋口講：『大陸有好多機遇！』、『遲早香港也是做大陸生意！』然後我們出面的生意唔做，只做大陸」。他說：「咁咪死囉，𠵱家咪死囉。」

如果時間可以回溯，他說有些路就不該這樣行，「最好的，是一開始時，香港就做番香港，做一個國際化城巿，別只做大陸生意、紅色資本生意，我們應該五湖四海去做」。 他說，很多銀行每次見客，見的都是大陸客，「你一唔聽話，佢就一鑊蹺起你」。即使旅遊業也一樣，香港以前明明很多外國遊客，「但我哋睇唔起人，覺得他們做不成大款，不會動輒有五六位數字買嘢。現在一有事，大陸沒遊客來，零售咪棟篤企」。而政府也上了這條船，「政府都係咁啦，水買他的、食物買他的，所有嘢一鑊蹺起」。

在他眼中，最美麗的東西都預示死亡，「永遠是見頂時最美麗。你看大陸最靚最輝煌，就是他最好的時候，即係十年八年前。那時個個都話大陸好，咪見頂囉。」

誤墮好夢，讓香港沒有「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是遠因，大陸政策改變更是近因。羅家聰回憶，14年前當他加入中資銀行時，遊戲規則明明不是這樣的，「那時他們冇咁衰。上一代中資人，大家諗的是人民幣國際化、大陸會開放資本巿場，他們真係諗，大陸一放開就會跟國際接軌」。他說，那時候內地派很多人來香港學習，「派來的人擺明是trainee，真心來學嘢。當時他們來香港，觀察我們如何跟國際做生意」。

把口唔收的羅家聰，打趣說：「大嚿江（江澤民）呀、老鄧（鄧小平）呀！他們教落的是韜光養晦，學吓香港的開放巿場。但習總上台後是大國崛起，咁巴閉，仲派人來學嘢？現在派人來揸旗，叫你香港人學他們那一套。」

他直言，香港人向來的做法，是有規有矩，但現在呢？「現在大家咪水土不服囉，個個都嘔囉。」

所有因由累積，再加上大陸向來對香港奉行的溫水煮蛙手法，就成了當下的局勢。「共產黨做事好漸進，溫水煮蛙的意思，就是一種用時間換空間的手段，一路拖，拖拖拖，拖拖吓你麻木，拖拖吓你班舊人死晒。」

羅家聰說，自己過去14年在中資的日子，其實也早已「feel到有今日」。不過就如千千萬萬的香港人一樣，「係feel到，係難捱，係想走。但好似搬屋咁，被人逼遷你就自然要搬啦，否則無啦啦你落街搬去邊？瞓街呀？衣食住行樣樣都係錢」。

反而一朝夢醒，被人請走，他發現自己原來鬆一口氣。「離開後我心理狀態反而好了點，以前日日返工好有心理壓力，一時講說話你聽、一時出吓文件。我是small potato，不是高層，話搞你就搞你。現在咪乜都可以講。」

我問：「你現在講咁多，唔驚影響日後機會？」

他寸我：「唔驚。驚佢『隊冧』我呀？」
我問：「中資還會不會請你？」
他說：「唔會。他們應有個清單，即係黑名單。」

我問：「點解你會在名單內？」
他寸我：「你哋行家正正常常，都去唔到澳門啦。他們應該有個很長的名單。」

我問：「那你會不會返大陸？」
他說：「唔好用個『返』字，我去啫，我唔係那裏來的，但我不會去了。」

我問：「你唔敢去？」
他說：「係沒需要去、不想去。所以敢唔敢，已經不關事。」

三‥ 「嘥咗人生最黃金的五年」

每次問及他的經歷，羅家聰就會搬這句說話出來：「一個分析員不應該被人拿來分析。」但他「被離職」一事，明明受到各大媒體追訪，連他自己都說：「係喎，我都沒想過咁犀利，訪問可能多過黃之鋒。」他愈數愈多：「FT、彭博、《紐時》、《華爾街日報》，仲有3間德國媒體，有間法國……」不過他堅持做訪問不是「講自己」，「我講的是整個香港的生態變化，焦點不是放在自己身上，是你們這些八卦港媒才不斷問我個人嘢」。

「八卦」其實是一種編採的自由。今年42歲的羅家聰，他的故事十分地道，「個人嘢」中可見「社會嘅嘢」，就似香港的大事回顧。1998年他於香港大學畢業，畢業時香港正受着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失業率由97年年底的2.5%，上升至98年年底的5.7%。香港步入經濟衰退期，而他念的是公共行政與經濟系。「賴嘢，個巿好差，諗住讀多一年碩士先搵工。」

99年再畢業，巿况仍未回復，仍然搵唔到工。而他發現自己愛好研究，想行學者的路，便決定去念博士。博士畢業，戴四方帽行禮，那一年是2003年SARS，「我的人生真係好被動。理論上我是個學院派，去做Professor，但事實是，2004年澳門大學請我，但人工低到一個可恥的地步，Assistant Professor人工3萬蚊。澳門科技大學同一個職位，萬七蚊。你咁平，我仲做？咪出去囉」。

最後他拿住4個學位，去了交通銀行上班，由財資巿場分析員做起。問他當年加入中資，是否被「中國夢」吸引？他沒好氣地說：「因為只得這間銀行請，咁我咪去做囉。」2007年他已獲擢升至首席經濟及策略師，可謂年少得志，但他不這樣認為，「這叫行人止步，做到首席，冇得再上」。頓一頓，羅家聰又拿自己來講笑：「做人做事，最忌太快見頂。見咗頂就一定回落，我在銀行界咪見咗頂囉，現在跌落嚟，哈哈。」

他直言，在銀行做到中後期，大約佔中那段日子以後，已經覺得自己在浪費青春。一來是工作模式太熟習，開始覺得沒得着；二來是佔中後，很多空間加快收縮，「佔中後至今5年，我嘥咗我人生最黃金的5年」。他試過搵工，想跳槽，「2014年歐資美資巿場都好差，很多人出咗嚟，一直等想入番去。稍為有好少少的職位，都爭崩頭，每次見工，同你爭的不是香港人，對手是新加坡和倫敦的人」。

四‥ 會移民？「走唔甩，走去邊？」

羅家聰總結：「香港走下坡的程度，同大陸經濟向下滑的時間表差唔多。他們是經濟的惡化，我們是制度的惡化，大家滑落的速度好似。」

那麼會移民嗎？「走唔甩就要留，我暫時走唔甩，走去邊？走去『北漏洞拉』？」笑完後，他認真的說：「我不會送仔女去外國讀書，要走就一齊走，一家人共同進退。」

從一個經濟分析師的角度看，他覺得香港「唔係好衰」，「零售餐飲差一點而已，但overall只是縮幾個巴仙。第四季會差過第三季，現在負三（第三季GDP按季跌3.2%），第四季可能負五、六。但明年第一二季應該差唔多，不會更差。」末日博士沒睇得太淡，跟政府的算盤有差距。他說，只有國際環境衰退，才會拖累香港，原因是本港經濟的主命脈是專業服務，「出面衰才會跟住衰」。他反問：「現在樓價唔點跌、股巿唔點跌，點解？因為唔太衰囉。」

香港唔太衰，人又走唔甩，便留港好好生活。羅家聰遙距念書，剛修畢第五個學位，那是英國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的天體物理學碩士課程。我問：「你讀書為乜？」他答：「學嘢囉！認識宇宙呀！」

咁認識宇宙之後呢？「繼續搵錢生存，將核突嘅嘢真實地寫出來，做一個分析評論員囉。」他忍不住口，再補充一句：「我現在寫嘢多過你，一星期寫好多份報紙專欄。共產黨搵我做訪問，我都會做。」

（訪問最後做了69分鐘）

想了解佢多點，大家可以留意以下文章（Source : 信報）
(2008.10.31)

現在人氣得很的羅家聰，四年前，還是寂寂無名。自從在《信報》寫分析評論文章之後，慢慢發展出個人的寫作風格。憑著堅實的底子用心用力去寫的分析評論，令 他聲名鵲起，寫稿和訪問的邀約接踵而來。令他開竅有四個人，依時序排列，分別是在中學時帶他去樂文書店的同學；引導他數學上的興趣的中二數學老師；PhD 的導師以及在交通銀行給他很大自由度的前上司黎健生。不過，他的故事應該由他的父親說起。

羅家聰，在何文田邨長大，父親是一個公務員，母親是學校校役，都已經退休了。「父親從小教我用計算機，引發我對數學的興趣，雖然他的數學並不突出，但當我 在學校學2個位數，他就教我3個位數，令我經常走前一步。」他在陳瑞琪中學預科時讀純數學，曾參加奧林匹克數學比賽，當時在100至200間中學中排名 10幾位。

喜歡數學的他，也喜歡辯論。找立場定位和搜集論據支持的鍛練為日後進修奠下結實的底子。老師見他好辯，認為他比較適合社會科學。他聽取老師意見並考入港大 報讀Social Science。當時Social Science有六個學系，他原本希望選修政治及社會學，但按分數選科，有兩科成績，分別是C和D級，連經濟科也只取得Ｃ級成績，最後只好選擇了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一個較少理論較多香港內容又是Applied-Oriented的課程。「攞D，算幾混將。不過，我必需強調我讀書並不 懶，只是礙於自己讀理科出身，不諳兜兜轉轉的去論證一個觀點的寫作方法和考試技巧。」最後，由於他在大學一年級選科時掉以輕心，只選讀了一科比較容易的數 學科，結果夠不上資格主修統計學。

投資第一堂課

大學畢業遇上九八年金融風暴，他決定留在大學繼續學業。港大經濟學系收他做碩士生。打從那時開始，他邊讀書邊工作。他在港大協助以前老師John Burns 做研究，差不多是四分三全職，一做四年，直至02年讀完城市大學博士課程。「那時月入2萬元，當時大學生起薪點只有七千元左右。」

就在城大讀博士學位時，羅家聰學識了投資很重要的一課。他以幾十萬元在跌市回升的第一個升浪入市，買股票買基金，怎料升勢還未確定又再次回落，給綁住了。 害得他整天留意價位，心情不好連帶妨礙了日常工作。後來，有小部份股票止蝕沽出，但大部份股票「坐艇」坐到回升。雖然最後都賺了，但是當時真的影響身心健 康。

羅家聰做夢估不到他在城大寫研究博士論文題材會在日後寫評論文章時大派用場。問他：「博士畢業論文題材是什麼？」他說：「當時，論文寫的是貨幣政策如何影 響經濟，傳統上講的是monetary channel。我所講的是credit channel，即是貨幣政策抽緊對企業的影響，企業資金成本出現問題，導致破產，就是現在大家談論的問題。其實貝南奇（現任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是這方 面的專家，他的強項並非大蕭條。他在80年代開始已建立這方面的model，解釋當中現象，我將之消化成為自己的model，然後成篇。」

工作第一堂課

完成博士論文後開始找工作，正好遇上政府招聘合約政務官。羅家聰先後去過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和统計處當研究分析員。他在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現稱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上班後才發 現要做的工作很不稱心。「要做的那些報告十分低能，統計處出數後再交EAD（前稱EABFU，現稱 OGE）左堆右砌，然後發出，只著重數字準確性，對數字背後的東西是否有錯， modeling 和regression dummy十分馬虎。高級官員對經濟一竅不通。」追問他：「理論上，部門提出的經濟分析對政策决定應該有很大影響？」他有點動氣的回答：「可以說影響不 大，政府的手法向來是『由上而下』，當時董特首和其智囊有一些想法，便會吩咐下屬找一些數據支持。經濟顧問認為經濟如何，便會找data去支持，統計處處 長甚至有權更改GDP的數字。」

他在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時月薪28,000元，到他去统計處人工減了一成，只有26,000元，而本來 15%的約滿酬金縮減至10%，原來政府作為資方要付的5%強積金在約滿酬金裡扣減。而且，合約政務官沒有機會轉長俸公務員，晉升的空間又很小。不過，最 令他耿耿於懷的是不能發揮所長。「所受待遇並不公平，可以說，秘書也瞧不起你。」「兩個部門情况也一樣嗎？」「政策局充滿辦公室政治，部門的情況雖然較輕 微，但工作人員的態度可以十分散漫，要動員下面的人做事十分困難。合約政務官其實是怪胎，可以說，權責不對等，合約員工一方面要supervise下面的 同事，又要滿足上司要求，否則飯碗不保。」2003年跟政府合約滿了就離開，從此，他想在政府工作的心也冷了一截。

數學第一堂課

在那段期間，大概他最開心的還是可以在中文大學讀Master of Science，主修數學。「也許我最初就應該讀數學，這樣做可能是為彌補遺憾。」「何以會對數學那麽著迷？」「計數是很過癮的，有時一條數要計好多天， 最後計到滿足感很大，Formula很有美感。」

羅家聰想如果一早在大學讀理科，大抵現在可能已在學術界寫他的學術文章了。但是往往世事難料，當有機會的時候又難以把握。澳門大學曾經請他做助理教授，但 是人工偏低（30,000元）又沒有提供宿舍，澳門當時通脹高樓價又不斷攀升，他只好放棄機會。離開EAD剛好是沙士之後，經濟雖然已經復甦，但勞動市場 仍未復元。沒有工作的八個月，他每逢周五都到便利店買報紙，全日看報紙搵工。「當時感到徬徨嗎？」「由徬徨變成沮喪，市場根本沒有空缺。擁有PhD找工作 更加困難，市場都不需要這樣的學歷。即使我現在的工作也不需要我這樣的學歷，但在學術界發展，這樣的學歷又未足夠，基本上要求top university 的 PhD，要有published paper。於是變成兩頭不到岸。」

本來，他還是一心希望在大學教書做研究。不過，印象中無論港大、城大都瞧不起「土炮」，美國回來的最吃香，澳洲的已經差一皮。作為「土炮」的他也有點不是 味兒。況且，那時的大學每年都在削減預算10%，也沒有太多全職的空缺。等呀等，他察覺經濟開始復甦，看見身邊的人薪津不斷增加又有花紅。他想自己可能做 政府和學校工作太久，不知道外面的花紅可以如此豐厚。他反問自己為何要留下，何不向外闖天下。「於是轉念向商界發展？」「當時已感覺政府和學校做研究工作 的不成氣候，經常曝光的學者都不是真正做研究工作，真正做研究的都不會留在香港，香港凝聚力不足夠，沒有人了解研究工作。」

商界第一堂課

雖然金融是香港的龍頭行業，羅家聰覺得可以做相關研究工作的選擇並不太多。隨後，05年5月他得到交通銀行一份聘書，雖然條件未算十分理想，但總算入了這 一行。不禁好奇問他，「人生迂迴，感覺如何？」「好似波子機四圍碌，像施永青說創業也是被逼的，當時讀PhD 都是逼出來，很多問題都要自己解決，失業時被逼要找其他工作，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人成長了自然明白社會有很多限制，但都希望保持自己的風骨。失業的時 候令我領悟人生的無力感，人生在世難免要有若干的妥協。」又要由零開始了。

羅家聰初時的工作為交行前綫人員分析財資市塲市況，主要是息口和外匯。但他入職時連聯儲局的工作，有多少隻外幣也不知道。不過憑他紮實的知識框架和觀察 力，用不著半年時間，已經了解市場的運作。他覺得最重要是理解市場背後更深層次的事物。「象牙塔的人不懂市況，他們的理論不足以解釋市況，他們只接受自己 的一套理論是不足夠，相反市場中人卻缺乏理論支持。我看到理論和市場之間有一個niche，市場上像我這類的人不多，可以利用文章解構市況。外匯利率可以 講的有限，於是進一步涉獵其他，諸如經濟、政策、以至金磚四國。上司給我很大的自由度，包括為報章撰稿，只叮囑我提及人民幣時小心點，避免觸動市場。」

就是他的上司給了他很大的自由度，三年間，由分析員變成了首席經濟及策略師。06年10月，恆指18300點到3、4萬點的大升市周期，他沒有入市。他 說，他在這一行，想完整觀察一個周期。06年底，他見到大牛市，但未知次按會那麽嚴重，不過就察覺到樓市有問題。07年中，他確認這個想法。當8月10日 見到亞洲貨幣首次拆倉兌日元，他恐怕會有大風暴。9 月尾10月初，他知道「大鑊」，寫文叫人沽貨離塲，什麼也不好沾手。10月30日個市見底，他已經和太太在歐洲旅行。自此，他的分析評論更加受人追捧。

人生第一堂課

現在，羅家聰每天七時起床，準時早上八時回到辦公室。閱報、看Bloomberg和開早會。通常要花兩小時閱報，然後找資料和寫稿。下午收市後有時間便開 會，另外上、下午都有傳媒訪問。正常情況下，羅家聰七時後下班，每天大約工作十一個小時。「這樣的生活不覺得枯燥嗎？」「我覺得自已算是幸運的人，可以做 自已喜歡的工作，這裡工作的自由度較大，我要做什麼也可以，如果我只是一名外匯分析員就不會開心。你喜歡自己的工作就不會有返工放工的界線，整個人都會樂 在其中。我以前讀PhD的時候，連發夢都是那些數學程式。」

現在，他周末也可能要出席講座。有重要事情發生時，媒體有要求，他就連晚上在家的幾小時也寫稿去了。忙得他有感而發的說，「我的工作比較忙，可能是冷落了 太太一點。」好在，他不好夜生活就愛蝸在家裡。他對物質沒有什麽特別要求，一套西服穿上三年。現在只嫌住的地方小了點，600百呎，放書的地方也不夠。他 笑說，「現在住佐敦，對面是殘破的舊樓。」問他，「你是慨嘆生不逢時抑或是大展拳腳好機會？」他說，「人生80歲，起碼見兩次這些的大風浪。機遇一定有， 只是我不肯定自己可以把握多少。」未來一年個市會可能見底，但他不會在接近低位入市買股票買基金，事關不知道個市會牛皮幾耐。「Take risk，No return。我唔制。」他又情願相信滯後指標（失業率）見頂是可靠的入市訊號，「這時入市心會舒服些、身體健康會好些。」

劉志良：轉化危機 創造契機

Source : 明報 - 觀點 (2019.11.15)

香港現時持續不斷的示威抗議與街頭暴力，警民衝突與以暴制暴的循環，學生在校園內外宣泄對政府的不滿，不同政見的人於街頭互相攻擊，還有各樣真假音信使人堅信個人判斷蓋過別人聲稱的事實真相等現象，都顯示香港陷入了危機。我對化危轉機有以下的建議：

一、轉化危機

（1）缺乏互信而各自堅持

香港自回歸以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因經濟轉型、政見爭拗、房價上漲、社福不足等原因輾轉下降；政府對市民的信任因遊行抗議、佔中對峙、議會爭鬧、不尊特首等因素逐漸下跌。因缺乏互信，人各自表述立場、斥責對方、堅持己見，更容易充滿懷疑，情緒波動，血氣行動。我認為要轉化危機，須放棄堅持而尋求互信。

（2）暴力對峙致結怨愈深

有人認為政府在議會選舉等制度上施行暴力，溝通化解無望，便起來抗爭。當政府認定他們受外部勢力支持對抗，便用以暴易暴策略處理，警察頓成磨心。這些原來只擅長救急扶危與儆惡懲奸的硬漢子，在政治風暴下被抗爭者視為政府的敵擋工具，常聽到不堪入耳的責罵挑釁，見到故意的違法抗爭，受到多次的暴力衝擊，容易因不受尊重而以暴制暴。但效果短暫，更使受暴力對待者因受傷而懷恨。當警民各自以暴易暴，互信蕩然無存，動輒懷疑動機，血氣動粗傷害，結怨日益加深。我認為要轉化危機，須各方一起放棄暴力對峙。

（3）抹煞貢獻卻屢挖瘡疤

多年來各議會不同黨派議員雖然政見分歧，但都代表選民表達政見、審議立法、監察政府，應受尊重；幾屆特首與官員雖然政績有別，但都委身貢獻香港，也應受尊重。然而現况卻是勞苦不被記念、貢獻不被欣賞、異見不被包容，更各自挑剔和互挖瘡疤，社會便多見批評和反對，少見欣賞和鼓勵。因此要轉化危機，須願意互相欣賞和正面鼓勵。

二、創造契機

（1）痛定思痛並勇於改變

當政治風暴長久不息而政府說抗爭者受到外部勢力挑動時，會否也想一想：難道那麼多市民都因豐厚利益而暴力抗爭？眾多冒險違法對抗的學生都被煽動迷惑？不少原不認同違法達義的「和理非」竟盲目地持續參與違法示威活動？

我們應痛定思痛想一想：為何政府多年來提供各種教育，竟不能培育這群年輕人為愛國愛港而奮鬥賣命？現今他們竟肯脫下時麾衣著並放下遊戲機，穿上黑衣持續上街抗爭？他們豈不是關心社會公義，追求真善美嗎？你我或許不認同他們的手法，但若我們視他們為兒女，豈不應放下身段，改變心態和語調，與他們親一親，抱一抱，靜心聆聽他們哭訴心聲嗎？

贏取這群年輕人與反對者的信任與支持，讓他們及早放下心結，專注學業，努力工作，將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契機。

（2）見好即收以贏得尊重

看來政府不會因遊行人數多寡或受勇武衝擊便肯放棄堅持，加上目前經濟不景氣，持續的示威和衝擊使各行各業加劇出血，基層市民直接受累。反對者會否考慮停止這種表達方式，而轉用合法表達途徑？

獲特首林鄭月娥委任為監警會新委員的前高官余黎青萍曾表示獨立調查是在事件平息後才會進行的，香港各界不少要人都表達過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意見。建議政府考慮宣布在衝擊停止一星期後，委託具公信力的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明《逃犯條例》修訂帶來政治風暴的成因、問責，以及各重要事件的真相，調查範圍涵蓋各政府相關部門和各大小範疇。至於反對者則見好即收，與暴力割席，讓社會重得安寧，重新上路。這將會贏得眾人的尊重與欣賞。

（3）真誠寬恕更同行前路

衝擊只會帶來憤怒，暴力只會帶來仇恨；唯有溝通才帶來理解，寬恕才帶來和平。眾多大好青年若因風暴坐牢，他們與家人對政府的怨恨將不會遺忘，那決不是好事。在我們崇尚的香港法治精神下，過去政府也曾特事特辦以化危轉機。今次可否考慮在法庭審理因風暴被控告的市民與公職人員後，特赦凡刑期在若干年以下者，其餘酌情減刑？這既可保障香港法治制度，也讓犯錯者改過自新，又可查明公義真相，公平問責，讓香港早日重歸安定繁榮。

若政府踏出真誠寬恕的一步，尋求和解，反對者也應踏出真誠寬恕的一步，接納和解。特首與官員亦可探望因風暴受傷的市民與公職人員，善意慰問，真誠溝通，化解對立。當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明真相並發表報告後，政府自當切實執行建議，讓市民看見官民真誠同行前路的勇氣，這將是香港未來翻身發展的契機。

結語

聖經說：「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箴言19：11）寬恕能帶來和解與友誼，有望轉化危機；寬恕也能帶來盼望與動力，有望創造發展的契機。但願這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也是聖經的美好價值觀，能在香港發揮能力，使我們轉化危機，創造契機。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阿叻」與理性求真的距離

Source : HK01 - 觀點 (2019.11.06)

港台節目《視點31》周二（5日）邀請藝人陳百祥及杜汶澤論政，成為城中熱話。政見迥異的人士能夠坐而辯論，在當前愈趨暴戾的社會固然為好事。而兩人言論向來突出，坊間事先預料勢必唇槍舌劍，火花四起。二人最終的理性交流不多，事後部分網民認為陳百祥蔑視理性、客觀、求真等精神。但在此資訊爆炸、社會崩緊的世代，我們何嘗不是立場行先、真港台節目《視點31》周二（5日）邀請藝人陳百祥及杜汶澤論政，成為城中熱話。政見迥異的人士能夠坐而辯論，在當前愈趨暴戾的社會固然為好事。而兩人言論向來突出，坊間事先預料勢必唇槍舌劍，火花四起。二人最終的理性交流不多，事後部分網民認為陳百祥蔑視理性、客觀、求真等精神。但在此資訊爆炸、社會崩緊的世代，我們何嘗不是立場行先、真相排後？與其取笑別人，更須自我警剔不要成為另一個「阿叻」。相排後？與其取笑別人，更須自我警剔不要成為另一個「阿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b-6rArUwpA )

邀請藝人論政，或許可看成將政治娛樂化，製造綽頭和傳播效果，討論質素有限應早能預料。但正因兩名藝人通俗，正好折射出社會部分人也抱類似視角和態度，始終不失為一面鏡子，讓我們反躬自省。

曾被批評能「獨力改變電視節目質素」的陳百祥，在回應杜汶澤的言論或質問時，有時祭出「我唔知」、「我唔信」等言詞，似乎無意拿出可靠理據駁斥對方。這種態度自然教理性溝通失去意義，無助我們建基於真相來收窄分歧。

連民調都不可信？

當前「黃絲」和「藍絲」各持己見，客觀數據和事實為理性討論的基礎，但要真正做到這點卻不容易。如杜汶澤以民調結果為例，指有七成人對警隊不存信任，陳百祥卻回應「個啲（民調）喺你信㗎啫，有facts咩？」。現代民調以社會科學及統計學為基礎，透過隨機抽樣等方法，了解社會對於個別議題之看法，誤差能夠只得幾個百分點。對於多數市民之意見，民調結果理應為相對客觀和可靠的事實，我們若輕易對之嗤之以鼻，卻未有提出更可靠的駁論，甚至將應否信納民調結果，還原至個人「信與不信」的立場問題，無疑是放棄求真精神及客觀證據。

明報於十月委托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民調，發現有68.8%市民支持大規模重組警隊，不支持的有22%。

此外，陳百祥似乎也蔑視與他政見不合的權威。當杜汶澤指出陳百祥不知上述民調的存在，「阿叻」則強調自己非「唔知」，而是「唔信」，正如「我哋會信戴耀廷、陳文敏佢咃寫啲嘢㗎咩？」，透過質疑這些高學歷人士，暗示民調及其背後的學術機構均不值信任。姑勿論戴耀廷、陳文敏等教授之意見是否可信，由此推出民調不可靠，絕對荒謬。更重要的是，若我們因為政見不合而認為對方不可信，明顯是重視立場之別，而非以是否對確、客觀等原則評論。

毋庸置疑，我們應該質疑權威，但此與不理性地反權威的分別或許只差一線。可惜的是，我們看見社會愈來愈多人不理性地反權威，除了「藍絲」全盤否定那些批評政府或警方的學者或社會賢達之外，「黃絲」也隻字不信政府、警方或親建制人士的言詞。因人廢言的情況嚴峻，令社會無以對話，尋求共識。

有圖都冇真相？

當我們對客觀證據及權威不存信任，那憑什麼判斷、詮釋事件？答案亦呼之欲出，就是固有立場甚至偏見。以陳百祥為例，他堅稱721元朗事件乃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帶頭率眾到元朗「搞事」。但其實這說法早被證偽，早於他到元朗站前，已有白衣人在附近一帶襲擊市民。「阿叻」公開引用此例甚至信以為真，反映在「後真相」年代，我們竟然認為查證事實新聞根本毫不重要，只看是否符合其所傾向相信的「事實」。

值得留意的是，我們往往放棄真相、選擇性接受資訊而不自知，自以為在訴諸客觀證據。比如7月21日白衣人於元朗襲擊市民，不少白衣暴徒明顯手持鐵通般的攻擊性武器，陳百祥卻稱只看見他們持有藤條；10月1日一名示威者胸口中槍，不少報道均顯示他當時持膠管襲擊警員，陳百祥卻堅稱那是鐵通。這提醒了所有「藍絲」和「黃絲」，有圖未必有真相，我們對資料及事實的判斷，容易受先設立場所影響。

毋庸諱言，另一名受邀的藝人杜汶澤亦未見得能理性、有條理地表達意見，只是流於謾罵。但這種「對話」，其實每天正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要麼就是妄顧客觀證據、超譯事實，囿於立場之別無法對事件進行批判、獨立思考，要麼就是意氣用事，憤怒難平，甚至放棄溝通。或許我們根本無法阻止別人放棄理性，但至少我們可以嚴以律己，謹記在社會充滿對立之際，我們所有人均有可能成為「阿叻」或「阿澤」。

世紀．玻璃大叔：如何放棄年輕人？ / 文．鄧正健

Source : 明報 - 世紀 (2019.11.07)

Patrick 按：要有「放棄」的動作，首先是要「擁有」。此老太婆何德何能「擁有」年輕人呢？

育兒常識101告誡新手父母：別對兒女說太負面的話，例如：「你冇用㗎！」、「用吓腦啦！」、「生舊叉燒好過生你！」又或者是「我對你冇晒期望！」、「對住你真係浪費時間！」。譯成本周金句，就是「我會放棄，不會再浪費時間去跟他們講什麼了」。兒童心理學有言，孩子若在羞恥中成長，會造成種種性格問題，不贅，是故很多新手父母開始學懂如何從自己父母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當年我就是在父母羞辱語言中成長，我不要讓下一代重蹈覆轍。

老氣橫秋的一句 微小而淒酸

那年過古稀的老女人被人認定食古不化，但我仍然希望同情地理解她。那些話可能只是一時意氣之言，或者那句說話的意思，有可能只是「放棄跟年輕人溝通」，而不是「放棄年輕人」——兩句話意思當然很不同，前者只是說放棄做某件事（雖然不確定她有沒有曾經做過），後者則是一個對世界和對自我的整體判斷，而出自一個老人口中，更大有總結人生的意味。

當然了，正常理智的人是絕不會這樣說的。是怎樣的人才會說得出這種話呢？

「放棄年輕人」，說出來老氣橫秋，多數是老人話。世界上很多一事無成的老人，不懂世情，不知社會進步，渾渾噩噩就到了風燭殘年，才終於明白，自己原來已不知道世界變成怎樣。說一句「放棄年輕人」，聽起來滿有父權家長壓頂之勢，說穿了不過是自承無力跟世界溝通，接受自己將會在孤獨中度過收尾兩年的現實。社會時稱這類老人為「廢老」，我倒覺得他們可憐，微小而淒酸，故應曰：小廢老。

另一種會說這種話的人，是當權者。當權者也有兩類，一是變態獨裁者。所謂「變態」，是指獨裁者不是滿有理念的讀過馬基雅維利或施密特的政治理論，覺得獨裁暴政才是最有效的治理，而是說，一個權力慾爆發至變態程度的獨裁者，一味專營控制，無視一整代人的死活。這種人若把「放棄年輕人」說出口，是邪惡至極之言，因為他們很可能會把一代人殺掉並埋葬。（但相對於廢老們，我還敬他們敢於邪惡到底，勇於遺臭萬年，嘿。）

第二類是亡國君主。國家失控，內憂外患，橫豎已無力回天，倒不如把一代人都放棄了，盡情享樂去，沉醉於收尾兩年的聲色縱慾。此類人，古代中國多不勝數，不贅。

敗露不懂世情之實

好了，我們那位食古不化的老太子女，不算上述幾類。她是社會賢達，掌有社會資本，接近權力而無實權。其實她既不賢也不達，是大廢老。那番話說出來，實在很酸，也敗露了她不懂世情之實。只是，大廢老既為「賢達」，自然早已上岸，正在收成，生活本無憂患，卻隱然為年輕人不再尊敬她而感到被冒犯。但我仍然希望同情地理解她，跟她的同路人，畢竟他們已被舒適圈圈養多年，還懵懵懂懂以為年輕人仍圍着他們走。怎料年輕人早就把地球推到另一軌迹，還運行得好不漂亮。到大廢老們驚覺，世界早就沒他們的戲了。這樣一來，才夠酸。

老太子女原話中還有一句：「社會已失去整整兩代年輕人。」我實實在在的告訴她，不是「社會失去」，而是像她這類大廢老失去。至於「整整兩代」，一代是年輕人，另一代則是中年人。正如新手父母也懂上網找育兒新理論，現在是中年人覺悟的年代，他們看到大小廢老醜態，自知若不及時積穀防饑，很快也會變成廢老——積的自然不是錢，而是文化資本、社會視野，令自己不致落伍，讓「放棄」之事再次發生——「他們被下一代放棄」之事。

所以呢，真的不要放棄啊——我是說治療。

作者簡介：評論人，偶爾寫詩、小說及劇場文本。著有文集《道旁兒》。

(HK01 觀點系列): 全民退保

【全民退保．一】人口老化不可逆　政府勿忘安老之責

Source : HK01 觀點 (2019.10.25)

「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本為社會大同的崇高理想，但隨着現代家庭的組織形式改變，以及政府功能逐步擴大，各項扶助弱勢的責任便轉移到政府。雖然本港早在上世紀「六七暴動」後，推出資助房屋和全民免費教育等惠及基層的社會福利政策，漸改殖民地時期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但在借來的土地上，港英政府在政治上實在沒有動力和誘因，繼續深化社會福利改革，提升政府在二次資源分配的職能，以扭轉「積極不干預」衍生的經濟不公。

隨着人口老化、家庭結構「小子化」兩大結構性原因下，本港未來數十年供養老年人口的財政擔子必定百上加斤。有見及此，當局必須及早正視潛在的挑戰，未雨綢繆，拿出施政遠見和決心，還市民期盼以久的全民退休保障。

現時，港人的退休保障主要是依靠本世紀初才實施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稱強積金）和個人儲蓄，政府扮演的角色並不吃重。可是，回望其他國家的發展歷程，政府介入退休保障的理念其實早在十八世紀末就出現。1795年，美國政治活動家潘恩（Thomas Paine）曾出版一本題為《土地公義》的小冊子，建議國家徵收遺產稅後，每年向50歲或以上的民眾分配10英鎊，以紓緩老年貧困的境況。儘管當代的退休保障非如潘恩所提倡，以遺產稅的手段融資，但其前衛的想法卻為政府在退休保障可有的角色，帶來革命性衝擊。

逾半世紀議而不決的難題

二次大戰後，歐洲諸國為防止再度爆發戰爭，紛紛擁抱社會福利主義，向民眾提供生活的安全網，公營退休保障應運而生，惟本港相關的討論卻要等到六十年代才浮現。1965年，殖民地政府發表《香港社會福利目標及政策白皮書》，認為貧窮是「個人問題」，故在照顧老年人口的問題上，理應跟隨華人傳統由家人負責。

不過，兩年後港府委託的專家卻得出不同的結論。1967年，英國經濟學者Gertrude Willams提交的報告指出，「沒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的代價才是昂貴，因為問題會隨時光消逝而日趨嚴重，因而使這代價亦日益提高……原則上，逐漸實施社會保險制度應視為政策目標之一……」可惜的是，建議最終並未被港英政府採納。反而，鑑於六十年代本港政局不穩，以及社會保險制度的潛在成本未明，港英政府最終只採納另一建議—1971年推出的「公共援助制度」，以公帑補助弱勢社群的基本生活需要（後來演變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兩年後，政府再推出「傷殘老弱津貼」，以不設經濟審查和供款的形式，向老人及殘疾人士提供現金津貼，自此便成了貧窮長者的主要社會保障制度。

雖然Gertrude Willams的意見沒有得到重視，但此後有關退休保障的倡議和討論，陸續擴大至民間。七十年代，港府再次邀請英國社會保障部檢討社保制度，並於1977年發表《社會保障：為最不能自助者提供幫助》綠皮書。

可惜在資方極力反對下，兩年後當局發布《社會保障的未來發展綠皮書》，表明放棄設立由勞資雙方共同供款的社保制度。民間並未就此作罷，到了八十年代，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和工聯會分別推出《三方供款老年保障方案》和中央公積金方案，但各方案再度在龐大阻力下流於「討論階段」。

除了部份立法局動議和諮詢制度，時任港督彭定康亦曾在1993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成立「老年退休金計劃」，向所有合資格的長者每月發放劃一的退休金。當年，政府認為與中央公積金及退休保障制度相比，該計劃的優點有四：一、可即時為長者提供退休金；二、涵蓋範圍廣泛（低收入人士、退休人士、家庭主婦納入保障範圍）；三、可保證提供不受通脹影響的基本退休保障；及四、供款率較低。儘管翌年的諮詢文件《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香港的老年退休金計劃》已有計劃的初步構想，例如退休金額為工資中位數的三成、供款率為僱員收入的3%等，但構想不但未能凝聚社會共識，更惹來時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代表陳佐洱反對，抨擊大增福利開支最終或會「車毀人亡」，當局不得不在1995年放棄計劃，改推強積金計劃作為替代方案，2000年開始實行至今。

1994年，世界銀行發表了《扭轉老年危機：保障老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報告書，就長者退休保障的相關問題提出解決之道，並列出長者經濟保障計劃的三大目標—分別是保險、將入息再分配和儲蓄。同時，世界銀行也提出結合不同的財務保障計劃（即三根支柱）概念，說明多元化計劃較單一方式更有效達成上述目標，並能確切為長者提供經濟保障。

「老年時代」來臨　什麼是理想退休保障？

2005年，世界銀行再發表《21世紀老年入息的支援—退休金制度及改革的國際視野》報告書，將三根支柱增至五根，使長者入息保障體系更為完善（見表）。觀乎其他國家和地區，退保制度已不再是單一計劃、單一財政來源，反而是像世界銀行提出「五根支柱」概念，以多樣化的政策工具，組合成全面的退保制度。



報告書同時建議根據一套首要及次要的標準，來評估退休金制度的改革方案能否達到切合有關國家特定環境及需要的效果。首要評估標準關乎改革後的退休金制度是否足以維持、符合公眾的負擔能力、能持續營運、公平、能預測和穩健。次要評估標準關乎退休金供款對經濟生產和增長的作用。

雖然強積金推行已久，但從近廿載的經驗和反響看來，計劃不但未能為全港市民提供老有所依的退休保障，更有不少為人詬病之處。更重要的是，一如許多已發展經濟體，在生育率偏低和預期壽命延長之際，本港同樣面對人口急劇老化和家庭結構改變，使到退休保障的潛在挑戰已是今非昔比。

若港府續以議而不決的態度，依靠現有的長者綜緩、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來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未來數十年定會自製出更難解決的結構性危機。



按政府統計處數據，本港人口老化速度甚快，未來三十年會大幅改變現有的人口結構。按推算，本港65歲或以上的人口將由2013年的102萬人，大幅增至2041年的256萬人，比例由現時每七人之中有一名長者，躍升至屆時每三人之中便有一人是長者。與此同時，在人口老化的大環境下，過去三十年本港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大約增加了八年，分別達81.1歲及86.7歲，惟總生育率卻由每名婦女生育1.7名嬰兒，下跌至1.1名。

在人口老化、預期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低等情況下，本港未來的退休人數勢將多於新增勞動力人口，從而使公共財政和個人供養父母的擔子隨之加重。

同時，近年經濟增速放緩、社會階梯流動停滯、通脹持續及樓價飆升等社會問題，也使本港家庭的財務壓力日增。如同梁振英政府委託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研究全民退休保障的報告指出，強積金計劃於2000年底開始後，現今退休的僱員拿到的強積金平均金額約25萬元，而工作不穩定的市民更未能得到強積金的保障。

然而，當本港將步入「戰後嬰兒」的退休高峰期，這一世代的人多從事製造業及低技術服務業，收入偏低和儲蓄有限，家庭負擔較重，按估算他們退休時領取的強積金一般不會超過50萬元。這不僅反證了強積金制度的缺失，也折射出長者須獲家人供養或準備巨額積蓄，方能安享晚年的現實。

【全民退保．二】強積金大有不足　退休保障難言至臻

Source : HK01 觀點 (2019.10.24)

2005年，立法會部份議員曾提出下述關注，反映出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一、計劃的涵蓋範圍有限，未能保障現時的長者、低收入人士及非受僱人士（如家庭主婦）；二、計劃的保障不足，僱員不能單靠強積金計劃所提供的退休收入養老，須加進多項類似的收入支援計劃，退休人士才可安享晚年；三、僱員須承擔投資回報不穩定的風險；及四、由於為所有在職人士提供的退休保障要在二十至三十年後才見成效，以致即將退休人士無法受惠於強積金計劃獲得退休保障。

儘管強制金計劃在一片批評聲中已逐步改革，但小修小補對提升退休保障的成效作用不大。



例如，立法會曾先後通過修訂強積金供款的最低和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並於2012年起推行「僱員自選安排」（俗稱強積金半自由行），讓僱員有更大自主權，將供款帳戶內的累算權益，自由地轉移至其他強積金計劃；另外，在強積金對沖機制的爭議上，縱然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港府宣布將設雙層補貼制，減少取消對沖對中小微企的影響，但建議即使可扭轉現時僱主可抽取部份供款及累算權益，來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做法，強積金計劃在覆蓋率、基金回報、積累權益水平對養老水平影響、基金行政費四方面，依然難以成為一個行之有效的退休保障機制。

首先，從覆蓋率來看，雖然強積金計劃已將85%就業人口納入不同程度的退休保障，但此並未包括大量家庭照顧者、殘疾、長期失業及低收入人士等沒有參與計劃、卻又要應付退休開支的人。其次，在計劃回報上，強積金供款連同投資回報年率化的內部回報率為4.1%，雖然表面上看似不俗，但細看年度回報發現，計劃開始後共錄得十二年正回報，六年負回報（截至2018年底），而2008年金融海嘯更錄得負30.2%，反映出投資回報絕非穩定。

再者，在現行制度下，供款人的積累權益對退休生活的保障，亦未必有全面且有效的幫助。有基金公司指出，單身人士需要儲蓄130萬元，方可享有「基本」的退休生活。然而，假設貨幣的購買力保持不變，一名平均月薪排在全港第25個百分位數的低收入打工仔（即12,600元），工作四十年後，他的積累權益約160萬元（複合利率以強積金的平均年率化回報率4.1%計算），僅能勉強支撐「基本」的退休生活。這意味着強積金未必能為較低收入的勞動階層提供財政獨立的退休生活，故日後將大有機會須依賴子女供養及其他社會保障。

最後，強積金計劃的行政費同屬惹人詬病。儘管基金的開支比率已由2007年12月的2.10%，下降至當時的1.53%，但仍遠高於其他設有退休金制度的國家。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愛沙尼亞的退休金行政費為1%、西班牙為0.9%、奧地利則為0.2%，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公開數據中，OECD全數國家的退休金行政費均低於1%。相反，雖然預計「積金易」在2022年分階段啟動後，未來二十年節省200多億元行政開支，但亦反襯出強積金計劃難言至臻。

或許，有論者會認為現時的長者社會保障制度，即長者綜援、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和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已足夠為退休人士提供保障，但其他研究卻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根據政府扶貧委員會的報告，2017年長者貧窮率為44.4%，雖較上年度下跌0.4個百分點，但本港仍有約34萬名長者被界定為貧窮，貧窮率為30.5%（2013年水平），是整體貧窮率（14.7%）的兩倍多。

更甚者是，這340,300名貧窮長者中只有約一成多（13.4%或45,700人）領取綜援，餘下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86.6%或294,600人）中，大多都沒有從事經濟活動。這些數字在富饒的本港，已足夠折射出貧窮長者面對的退休困境。

雖然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原則上可承擔養老保障的功能，但其實際作用可謂隔靴搔癢，聊勝於無。首先，在長者綜援的領取資格方面，單身人士個案的資產限額為48,500元、家庭個案（兩人）則為72,500元。但一般而言，長者都會保有一定積蓄以應付突發開支，當局將資產限額設定在如此低的門檻，結果不是迫使長者把積蓄維持在既定門檻，以確保申領資格，就是放棄社會保障，陷入兩難。何況不少生活在貧窮線下的長者並無領取綜援，箇中原因也許與標籤效應有關，即避免給予社會「無所事事」、「浪費資源」的負面觀感。

另外，儘管高津和長生津的領取門檻比綜援低，但這同是杯水車薪的扶貧政策。由於長生津的申請人不得同時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齡津貼或綜援，這使申請人即使通過較寬鬆的申請門檻，亦僅能獲取2,675元生活津貼，難言足夠應對每月基本的養老開支；另外，雖然高齡津貼的申領人不須經過資產及入息審查，但受益人的門檻不但設定在70歲或以上，而金額之少（1,385元）同樣難令貧窮長者可享有具尊嚴的退休生活。

政府是長者「守門人」　經濟權利須趕上潮流

本港退休保障爭議其中一個關鍵命題落在「誰的責任」上。縱然華人文化強調「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由子女供養父母實屬情理之內，但隨着現代婚姻觀念改變，家庭結構呈「少子化」趨勢，未來供養父母的財政壓力，必然較現時困難，支持「社會供養」這個替代方案的呼聲亦隨之水漲船高。政府既然作為退休保障的最後守門人，亦有道義上的考量和職責，為退休長者提供一個適切的退休生活保障。

早在千禧年初，聯合國的《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已點出全球人口老齡化面對的挑戰，並呼籲全球政府按計劃提出的原則，改變態度、政策和做法。「就全球而言，2000年至2050年期間，60歲以上的人所佔的比例預計要增加一倍，由10％增加到21％，而兒童的比例預期將下降三分之一，即從30％下降至21％……在某些發達國家中，在2050年年底以前，老年人人數將比兒童人數多出一倍以上」；「在老年人口中增長最快的群體就是最老的老人，即80歲以上者。在2000年，他們總共7,000萬人，預計在未來五十年內，將增加至五倍以上。」

是以，「馬德里會議」提出要以下的政策原則，處理未來的老齡問題，包括各地應「充分實現所有老年人的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使老年生活安全無虞，這涉及重申消除老年貧窮的目標，以及在《聯合國老年人原則》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發展」。



儘管香港是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締約方（下稱《公約》），但觀乎聯合國聆訊本港落實《公約》的過程，港府在處理退休保障上可謂裹足不前。聯合國的委員會曾在2001年留意到，「香港特區以『積極不干預』為原則……妨礙香港居民享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有礙落實《公約》；而在落實《公約》第九條上，「委員會促請香港特區推行周全的退休金制度，以期為全港市民，特別是家庭主婦、自僱人士、年紀較大的人和殘疾人士，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

事實上，平等機會委會員曾就聯合國的建議，促請政府檢討目前弱勢社群的退休保障。平機會認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如家庭主婦、新移民婦女和有殘疾人士，因為一生的收入較少，到退休時的退休金和資產亦較少，故此在年老時較易陷入財政困難」，而「現行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是以供款為主，只有在職人士才受惠。不過，即使是有工作收入的婦女和有殘疾人士，也可能因各種因素而無法為自己積存一筆可以養生的退休金。」但此同樣未能迫使當局推行全面改革。

正如《公約》承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本港回歸後實行的《基本法》同樣隱含着類近的條文，與《公約》互相呼聲。首先，《基本法》第25條和36條分別列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而第145條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這亦是說，不論在國際法或《基本法》的文本內，全民退休保障是法理上不會排拒之事。

到底，我們可怎樣理解《基本法》第145條所指的「原有社會福利制度」和退休保障的人權關係呢？在「孔允明控告社會福利署署長」一案中，孔女士於2005年以單程證來港定居，與丈夫家庭團聚，其夫卻在她來港後翌日不幸逝世。翌年，孔女士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綜援，但因政策規定（即居港少於七年並不符合申請資格）不獲受理。最後孔女士不服並上訴至終審法院，獲判勝訴。當年，終審法院從人權角度反駁政府，指出社會福利既是權利，便須滿足人們的生活所須，不能隨意更改和收窄申領條件。

雖然孔允明案的焦點爭議是綜援的申請資格，而案中亦只有提及綜援是安全網，但誠如人權律師莊糧洸所言，「聯合國狠批香港政府，連醫管局的藥物名冊都觸及，便是因為香港社會富裕，基本生活的標準應該高一些。」同理，聯合國在理解《公約》的涵義時，也從社會保障權的規範性角度出發，表明「社會保障權……確保可為相關的社會風險和突發事件提供福利……該制度應根據國內法制定……這些計劃亦應該是可持續的，當中包括養老金的計劃……」。

【全民退保．三】社會已有共識　政府決心才是關鍵

Source : HK01 觀點 (2019.10.25)

平情而論，不論是強積金制度或是其他長者扶貧政策，皆有不足之處和漏網之魚，難以取代全民退休保障，成為「老有所依」的最後防線。事實上，周永新的研究團隊和政府的公眾諮詢皆指出，各項民意調查及公眾諮詢論壇對退休保障的取態已今非昔比，多數市民支持設立免經濟審查、由勞資官三方供款及透過增加對財團徵收利得稅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可是，什麼才是理想的全民退保呢？



雖然政府一直迴避跟進全民退保的可行性，但坊間已有不少政黨、智庫和倡議團體提出具體的方案和落實細則，可供參考。總括而言，方案可分為多層保障（非全民）和全民劃一金額、免審查的提案。

可是，誠如《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下稱《報告》）指出，不論是民建聯還是新民黨的方案，改革現行制度並推行「多層保障」，其實亦難以平息全民退保的爭議。由於兩者方案的資金來源皆是政府，而非透過改革稅務制度，籌募開支，故按《報告》推算，隨着人口老化的高峰期即將到來，相應的恆常開支將不斷增加。因此，倘若未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因經濟波動而短缺，當局或會要求僱主和僱員供款，或提高薪俸或利得稅的稅率，以補足資金缺口，屆時定會面對不少阻力。



再者，儘管「多層保障」的申請門檻已略為調低，但設立資產入息審查的結果，實跟現行的制度相差無幾。例如，民建聯建議合資格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是65歲，須居港滿七年，不應同時申領其他類同計劃，再配合第三制資產審查計算給付金額。

問題是，這類保障方案可提供的替代率卻與現有制度相若，為低收入及資產較少的人另設一層津貼，只能提升入息低於中位數的替代率，總體而言幫助不大。不過，既然周全的退休金制度乃是市民的基本權利，只要申請人達到特定年齡亦皆應有權享有，關鍵要點該落於如何誘使擁有相當數額資產者「自願放棄」領取退保權利。



反之，工聯會、全民退保聯席和公專聯提出的全民劃一金額、免審查的方案，在可承擔性和可持續性方面，的確遠較多層保障來得穩建、全面。縱然全民劃一金額、免審查方案所涉及的公共開支，必然較現時的保障制度高，但必須注意的是，由於新增開支的資金來源並非單純來自政府，而是透過強積金轉移或額外供款、政府注資基金，或稅務改革（輕微上調利得稅），使政府經常性開支並無增加。

換句話說，由於全民劃一金額、免審查的方案須另辟融資渠道，自然在可承擔性和可持續性上來得穩建。除此之外，這三個為處於入息中位數人士提供的退休金額，其淨替代率亦較現行制度有不同程度的優化。

雖然各界倡議的全民退保方案已有執行細則和影響評估，但如前所述，六十年代退休保障的討論漸露頭角，社會多年來仍然未有共識，而港府又被自由市場的迷思所困，致落實全民退保的步伐停滯不前，但近年民意才漸見共識。2015年年底，政府在《報告》公布之後，舉辦為期六個月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惟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曾經表明，政府對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均「有保留」。同時，鑑於政府被公眾質疑帶有「預設立場」，理工大學在該諮詢期同步進行的「香港市民對全民退休保障意見」研究，已反映出民意與公眾諮詢結果相悖。

據兩輪研究指出，約有三分之二市民支持本港設立毋須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融資方面，較多市民願意參與供款，但同時強烈要求政府和大財團在財政上作出更大承擔；市民在贊成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同時，反對政府只以「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替代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由此可見，隨着多年來的討論、反思，以及社會大環境更迭，民眾對全民退休保障的取態也有別於回歸前，漸見共識。



不過，要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終歸還須看特區政府有否意願和決心，扭轉承襲自英殖時期的管治思維。英治時期，港英政府往往只考慮短期的政治、經濟利益，不願對社會福利和勞工保障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投資，以便維持「行政吸納政治」的有效性。情況猶如文首提及，雖然港府在「六七暴動」後推出多項福利政策，穩定民心，但同時亦要確保商界的利益不會被社會福利所削，故以公共援助計劃取代全民退休保障。這種務實的管治權術，不單以菁英階層的利益作首要考量，更抑制了社會目標及價值的公共討論。更甚者是，回歸後港府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取態，或多或少仍保留着英殖時期的框架和理性，變成了阻擋改革的慣常理由。

回歸後，此等管治思維不但仍殘留在歷任官員中，更可見於《基本法》的文本內。《基本法》第107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而第108條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理論上，儘管「量入為出」乃是管治應有之道，但當低稅制和保守理財觀念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教條，這變相亦限制了社會福利的發展空間。

事實上，由英治時期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積極不干預」，到首任特首董建華提倡的「儒家管治」、曾蔭權時期的「大市場、小政府」，以及梁振英政府的「適度有為」等施政方針，說穿了只是用不同的表述來包裝不合時宜的理財哲學。



1966年至今，本港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論不斷，但隨着人口老年化和家庭結構改變，退休安老的擔子亦會相對提高。政府必須認真、慎重地考慮，給予全港65歲及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一種定期發放、不設審查的退休金，以確保踏入暮年的退休長者即使面對命運的刁難，亦能靠着社會提供的基礎保障，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可是，即使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漸見共識，若政府不敢或不願撇棄僵化的管治思維，終究無濟於事。回歸後，港府承襲殖民地時期的新自由主義理念，過於側重市場在資源分配的職能，完全忽略了無形之手衍生的分配不公。這種清規戒律一方面造就繁榮的虛象，另一方面則繼續加深社會的貧富不均。現時不少長者老年並無財政依靠，是為放任資本主義促成的副作用，只有政府干預才是扭轉市場分配不公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