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政治中立」的議題的確某程度上困擾過我，直至兩年前獲邀加入特區政府設立的公共事務論壇後，我對此的確有所改觀。
求學時期，身邊總是有種說法：若要改變社會，必須走入政府，從建制內改變制度。年少無知，筆者自小對此深信不疑，更有志「從政」，當一個有政治抱負的公務員。後來拜讀了王永平教授時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幾篇文章，才恍然大悟，知道公務員有所謂「政治中立」原則，工作不得帶有個人政治立場。那筆者所謂的政治抱負，豈不無用？這時方知小時抱負是多麼不設實際，故便打消了念頭。
上星期，王教授在講課中重申了此「政治中立」原則，指出公務員在執行問責官員所制定的政策時，責任上該放下個人的政治取向和立場。筆者於是把「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理解為「A cog in the machine」，取其缺乏獨立思考之意，卻略嫌此說貶低公僕，故認為不可取。因此，筆者把之簡單理解為入政府門檻的機會成本，「政治中立」是工作需要，如果不能忍受精神分裂之苦，正如王教授所說，不如不幹。政府不能沒有公僕，所以筆者對此原則大致上表示認同， 但同時腦裡卻飄現了一些質疑和保留－例如「為什麼AO不能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等問題。回家後苦苦思索，卻發現香港近年的問題，根本不在公務員的「政治中立」上，而是出現在政治委任的問責官員的「政治中立」化之上。
這即使說，「去政治化」的工程，不單體現在公務員上，也在設立和擴大問責制的過程中，展現到掌管香港的問責官員身上。對於此說，梁文道已在＜委任官員原來也是一種AO？＞作出精闢的詮釋。梁文指出，「政治委任制度」聘用的人才，是一種錄用方法不同的AO而已。市民在這些官員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何政治理念和價值觀，政府不但無意闡而釋之，還有意營造「政治中立」之感（如莫而端刪除敏感的博客文章）。那麼，這個制度與形式上「政治中立」的AO系統有何分別？
本來，一個制度的不足，可解讀為未成熟之狀；可是，當制度壓在強權之下，則另作他說。兩年前中央黨校曹二寶有「第二支管治梯隊」一文，指出除了一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推行管治工作外，還須有一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處理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現實需要」。若此說屬實，則有了「中環」和「西環」兩個權力中心，不但破壞一國兩制，如證實是「西環」指揮「中環」，情況便更糟了。在此論述下，中環因而成為港人與西環的橋樑，承傳了英殖民統治下「政務官－港督」的權力關係 。
在「西環」絕對權力的壓倒下，不論是理應有政治立場的問責官員，還是原則上該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都得遵行「政治中立」的原則，忠誠地推行國策，變相成為「中環」上班、「西環」聽命的公務員。此當中的政治中立，充當了威權者的統治工具，官員就像扯線公仔一樣，任由擺佈。若要舉出實例，香港人應該不會陌生。先是零三年23條企圖粗暴立法，後是零五、零七年濫竽充數的政改方案，背後均可感受到強大的政治力量，指揮著特區官員的腦袋。當有了葉劉淑儀和曾蔭權兩位港人曾經寄予厚望的高官，港人不得不重新考慮信任的代價，也自然不能對新任命的問責官員，放下警惕。
筆者常認為，一個人若失去政治理念，即失去對自己理想生活的追求，是一種靈魂上的缺失、價值上的不全。香港政府沒有政治理念，掏空了港人心靈，反之還高舉政治中立的旗幟，惹來貪權者的濫用和騎劫，把港人空虛的靈魂，塗上紅色。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一切所謂的政治理念，都是賦予的，強加的，高壓的，由上而下的，偷偷摸摸的，是一種溫水煮蛙、慢性洗腦的管治策略。想著想著，筆者更加慶幸兒時的夢想，早就拋諸腦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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